大学是以育人为本的功能独特的文化机构，正如教育部袁贵仁部长所指出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大学即文化。大学的教育教学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文化过程。所谓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说到底都是文化育人。”大学文化对人才培养和成长具有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同时，大学又是最富有创造力的学术共同体，肩负着探索真理、发展科技的任务，创新文化和现代大学制度文化建设对大学人的创造力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大学文化建设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正如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教授说：“文化是大学之魂。”
    
     一、大学文化建设要有宏观的视角和战略眼光    
     大学文化是社会的亚文化，一方面它是社会文化的组成和反映；另一方面，它又肩负引领社会文化的任务。观察大学文化建设的任务和把握大学文化存在的问题，离不开对社会文化包括世界文化的考察。
    当今，我国正在加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一进程中，“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 在此背景下，文化问题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时，我们又不能不看到，我国既存在民族文化的失根现象，一些宝贵的文化传统，如作为进德修业之本、立人之道、立政之基的诚信传统常常被忽视、甚至被败坏；另一方面，几千年所积淀的消极文化因素，如官本位、经验主义和人情文化，对作为现代化特征的理性精神文化形成了巨大的阻滞作用，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制约了现代化的进程；同时，在西方消极文化的影响下，凸现了重工具理性而轻价值理性的倾向，西方的消费主义文化不仅影响了市场走向，而且影响了国民尤其年轻一代的文化心态。以上种种文化现象影响了国民的科学文化素养，并正在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作为社会文化高地的大学在以先进文化对大学人进行潜移默化的同时，应当对社会文化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但是大学并不总能以先进文化导引社会，甚至还会出现与各种非理性的文化“同流合污”的现象，呈现了诸多的文化问题，如对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缺乏体认，对学校一些优秀传统未能充分传承，在急功近利和忽视契约化的大环境的影响下，加上缺乏科学性的治学评估体系和方法的导引，大学人引以为傲的优良学风正受到某些浮躁、随意乃至取巧的风气的挑战。同时，在教育教学中重工具理性，轻价值理性的现象普遍存在。这是一个世界性文化现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发表的《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指出“高等教育本身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大学“必须进行从未要求它实行过的最彻底的变革和革新，以使我们目前这个正在经历一场深刻价值危机的社会可以超越一味的经济考虑，而注重深层次道德和精神问题。”大学所面临的价值危机就连哈佛大学这样的顶尖大学也不能避免。哈佛大学原哈佛学院院长哈瑞•刘易斯在2006年面世的专著《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中批评“哈佛的领导人听任学校的办学方向偏离教育的宗旨，只一味地迎合消费者的需求。”这里提的教育宗旨是指：“大学原本应该为社会培养原则性强、受人敬重的领导人；应该培养学生重要的价值观、性格、道德，让他们愿意为世界人民的福祉而学习。”刘易斯强调“责任感和公民意识的培养，是大学教育的核心问题。” 所以，重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重视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重视大学精神文化建设，避免“失去灵魂的卓越”,并对社会文化发挥积极的导引作用，是当今大学文化自觉和文化建设的核心课题。
    
    二、大学要着力建设积极的大学精神    
    大学精神是一所大学在其成长的过程中，长期积淀而成的大学人共同的理想追求、价值观念、思维习惯和行为准则，展现着大学自身的气质、品位与精神风貌，是一所大学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是大学文化的支柱和灵魂。它影响着每个大学人的成长过程和人生轨迹，决定着一所大学的发展与影响力。同时，由于大学文化对社会文化的辐射作用，大学精神影响着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面貌和文明进程。    
    大学应当有怎样的精神？前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认为：“大学文化是追求真理的文化，是严谨求实的文化，是追求理想和人生抱负的文化，是崇尚学术自由的文化，是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文化，是崇尚道德的文化，是大度包容的文化，是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文化。大学文化体现的是一种共性，其核心与灵魂则体现于大学的精神。” 正是这样的大学精神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杰出人才，不断刷新着科学技术的面貌，推进着社会的进步。    
    大学精神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体。既有由大学的性质所决定的共同的大学精神，又有由大学所处的国家、地域和不同的历史背景所积淀的特定内涵。我国的大学精神文化建设，在坚守杨福家教授所综述的大学精神的共性因素之外，应当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统领大学精神，包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坚守社会主义荣辱观等。此外，每个学校在历史发展中又积淀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精神内涵。    
    大学精神的形成既是大学人受到潜移默化的过程，又是大学的组织者有计划地通过各种仪式、文化符号以及典范向组织成员持续传递本组织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并使之自觉体认的过程。以清华大学为例，清华在不同场合强调践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行胜于言”的校风、“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还有“人文日新”的校箴；在90周年校庆时，学校组织了为时一年的关于“清华精神”的大讨论，使得清华人对上述组织文化符号的内涵有着普遍的共识和体认；清华一直以爱国奉献为清华精神的核心内涵，针对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有14位出自清华的情况，学校组织开展“两弹一星”精神的学习讨论，并将其与清华精神联系起来；精神文化建设的有效性离不开现实针对性。一段时间里，在复杂的社会、国际和家庭因素影响下，许多毕业生在文化和就业选择上带有盲目性或者囿于功利诱惑，不是选择正在崛起的祖国和祖国的重要岗位，使得清华出杰出人才的步伐减缓了。清华依据培养人才的成功与不足，从学生入学的第一天就开始进行价值观与择业观的教育，引导大家弘扬老清华人爱国奉献的传统，沿着老学长的足迹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清华毕业生赴国家重点单位和基层的比例逐年上升，2005年的比例为43%，2007年为53%，2009年达到80%。    
    同时，大学精神的形成需要文化底蕴，这是世界许多名校的共识。一个世纪前在哈佛大学担任了40年校长的艾略特提出美国的大学必须“从自己深厚的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包括哈佛在内的美国著名高校力图通过加强通识教育使大学植根于美国的文化土壤。中国高校自15年前开展的文化素质教育，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解决大学生的文化植根问题，我们需要将这一努力坚持下去。
    
    三、大学要切实进行创新文化建设    
    对于大学自身来说，具有关键意义的首先是大学理念的综合创新。我们应当继承孔子儒学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这种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对于克服忽视价值理性的倾向无疑是有益的。另一方面，我们应当清醒认识和有效地克服传统文化中忽视科学理性和个体主体性以及契约化的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文化对创新文化的阻滞作用。在确立大学的办学理念时，应当清醒地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兼顾，追求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与现代化进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密切相关的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隔阂与分离。实践告诉我们，促进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是创新文化的重要基础和表征。    
    为了推进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在教育模式上应当处理好“通”与“专”的关系。上世纪40年代，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有“通识为本，专识为末”，“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的论断，这里的通才，不仅指学识上的通，而且强调了为学和为人的共同要求。为此必须强化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着力抓好文化素质通识教育课程的建设，并在专业课程与教学环节中实施好素质教育。我们必须加快走出将“通”与“专”截然分开的认识误区。这就要求广大教育工作者，提高文化自觉和自身的文化素养，统筹规划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在专业教育教学中，促进学生科学与人文，为人与为学的和谐发展。努力实现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的素质教育，这是提高大学人科学文化素质的基础，也是建设创新文化的重要基础。    
    与创新教育密切相关的是必须加快突破“工具化”的教育思想和传承式教育方式。这需要下大力气改变师生在校的生存方式，变师生“喂鱼人”同“鱼”的关系为“大鱼”与“小鱼”同游的关系，切实将教育目标由“制器”转化为“育人”。清华大学顾秉林校长带头，现有30多位名师开设的新生研讨课，由导师引导学生进入学术前沿，采取边学习，边研讨，边创新的研究型教学，是一个积极的尝试。但是，只有将其推广开来，成为一种为广大师生自觉接受的教育理念，成为一种文化氛围，才能真正造成创新人才成长的环境。    
    普通高等教育不应该只是传承知识，培养专门人才。这是工业经济与计划经济时代的教育特征，已经不能适应知识经济和市场经济时代的需求。即使在工业经济时代，对于培养高端人才的大学，许多有识之士已经呼吁摆脱知识传承式教育和以专门训练为目的的高等教育模式，爱因斯坦就是一个代表人物，他认为：“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照我的见解，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对技术学校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尽管技术学校的学生将要从事的是一种完全确定的专门职业。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 又如德国现代哲学家、教育家雅思贝尔斯说：“教育活动关注的是，人的潜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并加以实现，以及人的内部灵性与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质言之，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 中国著名教育专家叶澜教授强调：21世纪，在教育思想上最终需要实现的核心转变是在对学生精神生命主动性发展的认识上。    
    我们正面对国家向创新型转型的重大课题，其内涵不仅仅指理论的创新、科学技术的创新、制度的创新等客体的创新，还应当包括这种人的主体的创新，人的精神生命的创新，后者带有更加根本的意义，是文化创新的核心。所以，我们应当把文化育人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来认识，来实践。    
    同时，必须着力创新文化氛围的建设。正如清华顾秉林校长所说：“是否具有先进的、富有创造力的大学文化，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大学，特别是高水平大学进一步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的一个突出问题。我们要从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和学校发展的战略全局出发，大力建设创新文化，努力造就创新人才。”怎样营建大学的创新文化？顾校长谈了四点意见：一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出发点，切实尊重个人、尊重人的首创精神；二是树立自强不息、人文日新的奋斗意识，弘扬崇尚创新、敢为人先的精神；三是培育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观念，提倡厚德载物的博大胸怀与宽容失败的精神；四是需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创新的制度保证，包括探索研究型教育体系，培养创新型人才；创新学术组织运作模式，促进学科交叉和创新；改革人事管理体制，鼓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完善评价和激励机制，激发人的创造性；建立竞争性资源分配机制，引导创新目标和行为等。顾校长这一席话，反映了清华现行领导班子关于创新文化和创新人才培养的基本理念，同时清华大学正在大力推进以高水平学科建设为基础的创新性实践教育，并取得积极的成效。
    
    四、大力营建民主活跃、严谨宽松的学术共同体    
    追求真理，崇尚学术是大学文化的重要表征。大学是以育人为本质功能的文化机构，也是以发展科学为重要职能的学术共同体，在大学两者是密切关联的统一体。体现育人为本、科学为基，实现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是建设和发展这个共同体的基本要求。建设民主活跃、严谨宽松的学术共同体是大学文化建设的共同课题，也是大学培育创新人才，孕育创新成果的物质基础、精神依托和制度保障。    
    但是，过分专业化导致削弱学术共同体的问题，特别值得我们重视。曾任康奈尔大学校长17年的弗兰克·H·T·罗德斯指出：在20世纪后半叶，大学的学术共同体在走向衰落，大学教育的专业化的发展使高等教育付出了多方面的代价，包括：转变了学生的兴趣，他们不是为了教育本身而受教育；严重损害了本科经历的多样化和活力；导致知识成为商品，使教育成为职业培训和技能训练；减损了通才人文学科的影响力，进而也削弱了公众讨论、跨学科对话；减少了集思广益的共同讨论；使大学教职员的效忠指向远离了大学；削弱了对学生个性发展的普遍关心等等。联系中国大学的现实，从学校整体看，发展教育的社会功能常常屏蔽了教育实施人自身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本体功能；过分的功利化导致过分的专业化；进而导致缺乏学科间活跃的对话交流，甚至在同一学科或专业中，也缺乏对话交流，那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缺乏学术沟通、碰撞的情况普遍存在。一些讲座冷场的局面，常常使组织者难堪不已。罗德斯强调，对话必须是多元的——学科与学科、教授与教授、教师与学生以及校园与大众的。为此，大学需要建立新的激励机制和新的结构，以鼓励对话的进行，要使之制度化。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本质上是学术文化建设问题，也涉及学术与人事制度的改革，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重要内涵。    
    从宏观角度说，政府要给予大学更多的办学自主权，不仅努力与高校一起克服官本位和泛行政化现象，还要减少对学校学术活动的干预，倡导建设性的批判性思维和允许有悖于传统和主流的学术观点的存在。文化与学术批判，是文化选择和文化与学术创新的必由之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创新文化的精髓，“兼容并包，综合创新”是创新的基本学术范式，而这些都有赖于现代大学制度的保障作用。    
    建议各级领导都要十分重视高校文化建设，都要把建设大学文化，特别是确立科学的大学理念、发展优秀的大学精神，营建创新文化氛围，推进现代大学制度文化建设, 纳入国家、各级政府和大学的规划，列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中，做到有领导、有计划、有投入、有检查、有队伍保障，并且形成科学的评价体系。    
    大学文化建设，理念是前提，领导是关键，制度是保障，缺一不可。